在前景楼宇的衬托下，后方拔地而起的澳门新葡京酒店大厦显得十分赛博朋克。（图/PaulTsui）
有一群人，严肃地做着极其荒诞的事情。而史里芬则严肃地记录着这些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但真实存在的人。
继预测年旅行业动向之后，旅行博主史里芬又和我们聊了他的视频计划以及即将在新视频中展示的魔幻人群。这群人严肃地做着极其荒诞的事情，史里芬则以荒诞的角度严肃地记录这些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但真实存在的人。
以下为史里芬的口述。
“所有反科学的、异质性的学问
内部都是高度同构的”
在拍完“外星老头”（即《Vlog.76手把手教你召唤UFO》中号称“当今唯一能召唤外星人的宇宙奇人”刘炳杉）之后，我又卧底了好几个与神秘现象、外星生物、不明飞行物、玛雅文明、气功、中医等有关的魔幻组织。他们在杭州、广州、北京等不同地方开班，整体氛围很像我之前拍的微商大会。
比如，我卧底了一个宣称可以用针灸治疗绝症的组织，“绝症”包括艾滋病、癌症、白血病等81项疑难杂症。这个组织的学费相当高，收费2万元。你可能是一个五金店老板，跟报了个类似读书会的活动一样加入，进门给一套白大褂，出去有个做成中医资格证模样的结业证书。
现场所有人都直接针灸实操，跟其他同学结对子，互相扎，场面非常狂野。培训班的所有资料、晒出来的图片和视频，很像一群医生在开正式的医疗研讨会。
无论是关于中医、传销、外星人还是卖玛雅文明灵柩装置的组织，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对现代科学有异质性的理解。其组织者不太认为现代科技是基于定量分析的现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而是有替代方案存在，比如世界是一个由更高维的智慧进行控制、混沌的统一体，更高维的智慧可能是外星人、玛雅文明、《道德经》、《易经》，或者埃及金字塔里一些不明的黑色水晶。
当你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个，加入他们的群，你就会发现，爱好中医的人有一个朋友是爱好玛雅文明的，爱好玛雅文明的人有一个朋友爱好外星人，爱好外星人的有一个朋友爱好针灸，全是串在一起的，认识一个就会认识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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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班一般情况下由一些行业里非常低端的从业者组织，他们可能也不想行骗，自己也是受骗者。整件事最魔幻的地方就在于大家都是无意识的，包括谈论外星人、开针灸班治绝症这些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在助人，而不是牟利或害人。
这些人的初衷其实是兴趣和自我实现。所有反科学的、异质性的学问，内部都是高度同构的。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处于社会边缘，迫切需要找到跟这个社会高度同构的另一个小社会，于是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成本去做这件事。但这件事既不获得社会认可也不获得家人认可，所以他们想通过开班挽回自己的机会成本。他们自己不工作，需要回本，也需要抱团取暖。
也因此，他们非常看重各种协会、理事会。全国的外星人研究者组织的UFO协会的数量，几乎和研究者人数相当，比如，有个人研究，他们就能组织个协会，一点都不夸张。他们会分各种理事长、秘书长、部长等，这不是“一千老爷八百兵”，而是“一千老爷没有兵”了。
“卖水暖的会跟卖水龙头的在一起”
我最近拍了一个人，大概是中国UFO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姓张，是世界华人UFO联合会调查研究部部长。张老师长期被社会边缘化，没有正经工作，住在北京香山，每天花四五个小时观察云彩，通过云彩的形状变化预测即将发生的大事。
比如年8月他拍到一朵球状云彩，他说那时候他就通过观天象预测疫情将发生；后面这朵云彩慢慢断开，像长了翅膀，他就说，“你看，这表明我们国家就像凤凰，终将浴火重生”。他甚至表示他会外星语，其实无非就是胡言乱语。而且，他意识不到自己根本无法把刚刚讲过的话准确复述一遍。
史里芬年12月28日发布的作品《还有什么不能在潍坊风筝节上飞起来？》，展现了潍坊风筝节上越来越巨大、诡异和突破想象力的风筝。
我参加了他的一个UFO线下研讨班，地点在一个素食餐厅，餐厅里有各种大师、仁波切写的符。我们在这边开讲座，旁边一个屋里有个二十出头的所谓台湾大师收红包，包治疑难杂症。大师的女弟子堵着门，你交了红包，跟大师说自己哪里有病，然后卡住大师念完经、最后敲木鱼的那一下节拍说出你的病，就能瞬间治好。
“大师”不停收红包和“治病”，张老师则用外星语给我们介绍他如何通过云朵预测时局——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全国科技资源和文化教育资源最富裕的地方。如果说中国哪里离科学最近，那一定是这里，只是谁能想到会出现这种“灯下黑”？就像在人们眼皮底下有个黑洞，把海淀所有科技文化资源统统吸进去、清零了，这很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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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还有一对研究玛雅文化的夫妻。两口子看起来像从五道口那边过来的，长着学霸脸，带着个玛雅水晶，讲玛雅金字塔怎样通过召唤和灵修让人获得力量，这个力量又可以如何助力你的事业。他们是私人对话，我刚好离得近听到了。
这么多奇怪的人凑到一起，是因为他们其实非常内聚、非常同构。这就像一个家居建材城，卖水暖的会跟卖水龙头的在一起，水龙头跟水暖本身没什么关系，但就是能凑到一起。
“看着像《走近科学》
但其实是‘走近不科学’”
张老师在中国UFO研究和目击调查领域深耕的时间最长，没有之一。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行研究，所以，他策划这样一场活动，号召力非常强。当天是星期天，大概来了50个人，包下了这个素食餐厅。我之前参加的UFO活动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张老师本人说话跟外星语也差不太多，口齿不清晰，语言组织能力相当差，我在剪视频的时候尤其注意到这一点：他几乎无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每一句话里都会有词不达意、结巴、吞字或者思维断片的情况。这说明他日常人际交流极少，语言能力可能存在极大障碍，能看出他的社会化程度非常低，生活也很边缘化。
张老师做讲座时，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出产的IBM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应该是他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尚可，还没有被家庭和职业边缘化前购置的“研究设备”。当时他算吃得开的，经常在国内主流媒体做节目、做采访，走访“外星人目击者”，是很多媒体和民间调查者的座上宾。他参与的节目看着像《走近科学》，但其实是“走近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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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老师慢慢被边缘化了，这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一个是他的电脑。开会时我帮他放PPT，因为他压根不会用电脑连接电视放PPT，出了很多状况。这台电脑键盘上下左右4个键都快磨光了，他也没去配。
另外就是他到哪儿都带一个水杯，这杯子不是保温杯或塑料水壶，而是上世纪90年代常见的玻璃罐头瓶子，为了防止漏水还要用塑料袋装着。这种瓶子几乎绝迹了，因为这甚至不是价格的问题，单独买一个替代品都比这个瓶子便宜。
这说明他的社会生活触角和渠道比一般人闭塞，而他的研究也处在一个极度闭门造车的状态。他的所谓研究，其实是三块：第一是日观天象；第二是看贴吧、博客，看各种各样的奇异报道；第三就是笔头工作——甚至都不太需要用到电脑。
即便如此，张老师还是非常注重他的学者形象。他经常以一种高高在上、拒绝质疑的态度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非常大，如果真的要在这里详细汇报我的研究成果，可能一下午都讲不完。”很多UFO研究者都愿意这么说，因为当他“简要”地汇报时，所有问题都无法证伪。比如为什么可以通过云彩来预测某一社会事件，他就不解释。
但他要是真的展开谈，像刘炳杉那样谈个三天三夜，其实翻来覆去还是一些同质化的话语，一些从电视上看来的思想资源，一些臆想出来的、没有任何现代认知工具和操作方法的理论体系。张老师去过湘西麻阳的外星人科研站，那地方我也拍过。他所说的深入研究就是和科研站的人进行了9次访谈，据说前后行程2万多公里，产出了30多篇没有遵从任何学术范式和科研规则的论文。
日本札幌，真驹内泷野墓地，安藤忠雄作品“头大佛”。史里芬本来计划去日本拍一拍这个名动天下的奇异建筑，但因为当地疫情反复未能实现。
张老师除了用学者、专家的腔调说话，他还非常在乎自己的外形和仪容，无论外面穿多厚，里面永远套一件休闲西装，你可以看出来他很久没换过了。他的西装袖口有三个扣子，每一边掉了一个，分别缝了一个颜色和线都不一样的扣子。
这让我想起刘炳杉那件历次讲座都没换、看起来很脏的红衣服，胸口有一个大大的油印子。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非常拮据，而且他们真的没有进入体面的学术社交圈，甚至相对正式的普通社交圈。
张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穿着一件来自90年代的缝缝补补的西装，带着一个按键掉了、无法播放PPT的IBM笔记本电脑，带着用塑料袋套着的一个罐头瓶子；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认为自己走在国际学科前沿，能够预测世界大事，在发现新议题时有能力组织所谓精湛学术力量进行行业评议。
“明明车轮已经是圆的了
但他们坚持认为要发明别的车轮”
未来我还是会专注于拍人，像拍微商大会、拍外星老头的视频其实比拍地方要有意思得多。人的可拍性、人能传达的信息量和文本量，是地方无法相比的。
你拍一个人，他不停地说话，只要他的话足够荒谬，就足以让你一言不发，效果比配旁白还要好。因为在你的语境下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能比他说的更荒谬。
这种人我现在手头非常多，主要是想颠覆现代科学以及现代哲学，跟人类已知认知框架出入非常大的人。他们研究永动机、广义相对论，研究用中医治疗艾滋病和白血病，研究用玛雅文明预知宇宙大爆炸和宇宙大穿梭，通过《道德经》《易经》来推测外星人的活动情况。
举个例子，我跟安徽一个姓张的人平常联系比较多，他的社会脱节程度和边缘化程度，是我接触到的人里最高的，高到让我觉得他有点像贾樟柯电影里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地区的失意者——他在一个小山村生活，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开了一个五金库，打算用电焊、电子秤、车床这种东西去称量外星人和宇宙飞船的秘密。这个事情完全不可能，但他每天都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也会回复他。
他写了大量“论文”，他认为就一件事情写一篇文章就能叫论文。我说他边缘化程度最高，因为他不仅研究外星人问题，也研究他的家庭关系，比如他的老婆为什么要离他而去、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增进夫妻情感关系、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健康的、男性怎样保持尊严——都是大量反映他的日常苦恼的东西。他写完会发给我看。
《来趟北京不和大清皇上吃顿饭？》
越边缘的人，越容易想这些宏大而不可及的东西，主要是因为认知框架搭建过于粗糙、通识教养太差，导致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一个问题。我们都有很多不理解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如何找到研究路径——比如我不懂物理，但我知道得通过理论物理得到答案，而不是通过一张草稿纸和一个电子秤去推翻霍金的理论。我们有认知框架和认知路径，而他们没有。
这些人研究所谓课题、话题，没有清晰的学科分类意识，也没有清晰的人类知识图谱。这种闭门造车的例子非常多。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