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本厚厚的8开牛皮纸书，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点，普通人只能摸出凹凸不平，盲人们却借由这一个个小点“看”到广阔世界。
盲文图书一页纸只有几百个字，大开本是为了方便盲人摸读。图/新京报记者李木易
如果说，盲文图书是盲人“纵览”世界的大门，那盲文编辑就是帮助他们推开大门的人。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编译部副主任、副编审李婧就是其中之一。
近日，李婧的名字出现在教育部公布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名单中，成为名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之一。她也是此次个人奖项中唯一一位与盲文图书有关的获奖者。
“盲文出版不易。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而是给这么多年来为盲文图书出版默默奉献、辛苦付出的所有盲人文化工作者。”李婧如是说。
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编译部副主任、副编审李婧是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中唯一一位与盲文图书有关的获奖者。图/新京报记者李木易
利用一切机会调研盲人阅读需求
开本大是盲文图书的显著特点。在中国盲文图书馆，记者看到，一本《精选英汉词典》翻译成盲文后变为13本，仅字母A开头的内容就占两大本。
一本《精选英汉词典》翻译成盲文后变为13本。图/新京报记者李木易
李婧解释，盲文所占的位置比较大，一页纸只有几百个字，大开本是为了方便盲人摸读。盲文图书特意选用纯松木木浆制造，纸浆含量高、硬度高，同时很耐用，“盲文图书的装订方法也跟其他书不一样，采用三张锁线装订方式，这种方式牢固得可以让整本书完全展开，方便盲人摸读到所有的盲文点。”
与此同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盲文图书与其他书籍不同，出版成本高且不易。
中国盲文出版社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有盲文图书出版资质的出版社，要想满足全国多万视障人士的图书需求，在选择出版哪一本图书上，必须慎之又慎、精中选优。
盲人想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呢？答案得去盲人当中去寻找。
“我们一直说的一句话就是‘从盲人中来，到盲人中去’。”自年进入中国盲文出版社工作，李婧几乎每年都要参与盲文图书调研。
在调研中，李婧发现，对于盲校学生而言，最大的需求是各种教材教辅。“而他们（指社会上的盲人）从事按摩的比较多，需要的医学方面的书多一些。”
《御纂医宗金鉴》《*帝内经素问》《金匮要略》……医学类的书籍日益丰富。仅《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中等专业统编教材》就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实用人体学》等十几本。
但盲人想看到的肯定不只是医学世界。李婧在调研中也发现，有盲人提出来想看四大名著这种比较经典的书，或者市场上最近比较火的畅销书，获奖图书、名家名作，等等。
李婧和同事们也常常利用出差的机会，顺便走访调研当地盲校，“有时候是出去开会，有时候是参加展览。”
就在前不久，李婧和同事们还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她们一起精心布置了视障人士文化服务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中国盲文出版社在*和国家的长期支持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制作出版的既满足刚需又便于使用的各类无障碍格式出版物。
咬文嚼字是家常事
如果把盲文图书出版当作一场比赛，确定图书选题仅仅是站在了起跑线上，编辑、转录才是真正迈出的第一步。
作为图书编辑，李婧需要做的是在明眼人看的图书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不适合盲人阅读的一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每一页上的图片、表格、注释。
李婧在编辑图书时，会在书上用红色笔标注大大小小的不同的需要处理的图片、表格等信息。图/新京报记者李木易
“只要不利于无障碍阅读的，都要处理，删去或者重新用文字表述。包括格式上可能出现的障碍，都要消除。”在一本编辑看过的图书上，删除、改写等红色的圈圈点点的痕迹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上。
李婧以一本化学教材举例，其中一页上面是一个烧杯、温度计的示意图，在示意图的一边，有烧杯和温度计相关的解释文字。“像这种示意图，可以在印制的时候用盲文点勾勒出轮廓。所以在编辑环节，这张图就不用过多的文字解释，只要把旁边的文字转成盲文就可以了。”
除了图片，在图书编辑中，定音（确定文字的读音及声调）也是一个难题。“比如‘场’，下了一场透雨，要定音定为二声，在字典里，二声的‘场’表示事情的过程。那换一个，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二声还是三声？是强调抽象过程，还是强调具体场地？这都要根据词义及具体上下文来确定。”
类似的情况可能出现在每一个多音字上。“校对拿不准的或者来不及查字典的，都需要编辑确定。有的人名、地名，字典上都没有，确定读音就更得谨慎了。”
《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字典》《辞海》《辞源》《康熙字典》……在李婧的办公室里，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大部头字典。
对于李婧而言，咬文嚼字是最常做的事情，碰到自己也拿不准的情况，那就找老编辑、找语言学家、找盲文专家，“必须找到依据才行。”
每个人都是一个“杂家”
迈过了编辑关，就迎来了转录，即把纸质版图书利用盲文输入法转换成电子版盲文书。
盲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一般每个方块的点字是由六点组成，左侧从上到下为1、2、3点，右侧为4、5、6点，叫一方。
以“声”字为例，盲文要占用三个方，其中，声母“sh”的点位为1、5、6点，韵母“eng”的点位为3、4、5、6点，声调“阴平”的点位为1点。
在李婧看来，转录也并非外人看起来的毫无技术含量，仅盲文分词连写一项就需要转录人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
分词连写，是盲文译录人员主要的工作之一。“盲文也是拼音文字，一般通过空行、空方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定的文义。”李婧以“中国盲文出版社”为例，在译录时需要分为中国、盲文、出版社三个分词来录入，“这样分词连写也是为了盲人更好地理解，就像咱们说话有停顿一样。你不能一大片全是点，盲人摸得也累。所以具备一定的分词连写的功底很关键。”
李婧以化学课本中的元素周期表为例，一张元素周期表转录成盲文需要30多页，“记住盲文的输入规则其实很简单，可能一个星期就都记住了，但是要想熟练、不出错就很难了。
“最基本的语文知识、文化常识、古汉语知识，等等，包括很多医学类的知识，凡是可能涉及的，都靠平时留心积累、不断学习。”李婧说，这还只是汉语盲文。“英语盲文、法语盲文、俄语盲文，都跟汉语盲文不同。我们要出英语盲文教材，就要使用英语盲文。”
参与盲文工作，让包括李婧在内的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杂家”。
明盲合作的校对传统
“卫生部，书名号，关于卫生工作改革……”“……逗……句……”10月底的一天，一进入中国盲文出版社的校对室，此起彼伏的声音就从不同的小房间里传出来，瞬间让人误以为走进了学校的教室。其实，这是盲文出版社独有的校对传统：一位明眼人和一位盲人搭伴儿校对，两人轮流读出书上或者盲文点显器上的文字。
盲人通过摸读点显器上的盲文校对书稿。图/新京报记者李木易
明眼人的桌子上，电脑、原书稿、字典是标配；盲人的桌子上，键盘、点显器是标配。转录好的盲文电子版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点显器就是一个外部装置，连接在电脑主机上，通过我们技术部门开发的一个编辑软件，可以实现同步显示盲文。”盲人校对王黎黎解释。
在校对时，明眼人读书稿上的文字，同时，盲人摸校点显器上显示的盲文。或者，盲人摸读点显器上的盲文，明眼人则校对书稿文字。
盲人摸读速度够快吗？会不会拉低整体的校对效率？在校对室里，记者看到，每一位盲人的语速与明眼人读书的速度不相上下，点显器上出现一行盲文，盲人的右手食指摸过，基本上同时就会读出声来。
由于长时间摸读点显器，王黎黎两只手的食指略显扁平，“我们摸读速度其实挺快的，但现在是在校对，更注重质量，每一个字都要精准校对。而且我跟她（指搭档）已经合作五六年，基本上也磨合出来了。”
“这样的设置，一方面是提高校对的准确率，毕竟盲文图书最终是要给盲人看的。另一方面，两人轮流来，也不会太累。一本图书盲文校对三个校次下来，这也意味着，日常图书出版的‘三’校在这里变成了‘六’校。”李婧说。
“三组校对完成了，还有一位盲人要通读（盲文图书），再有一位盲人进行质检。”李婧说，仅盲文图书的编校环节，就有五位盲人的参与，“至于后面的盲文印制，还会有盲人参与。”
明盲合作，这样的校对传统自中国盲文出版社年成立起就开始了。几十年前，盲人校对时摸读的都是触摸铝板。“那个时候，如果盲文有差错，就要用一截木头击打，一个点一个点地击打盲文，手工改版。”
让盲人“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从最初的盲文教材到各类书籍，从中小学校课外读物到最新的文学著作，从仅有的盲文读物到有声读物、大字读物、无障碍影视等，中国盲文出版社为盲人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
李婧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的盲人享受优质阅读资源，社里的盲文图书馆还为全国盲人提供了免费盲文图书借阅服务，“盲人只要打电话至图书馆，说想借哪本盲文书，我们就可以联系邮局免费邮寄。”
“我们也在探索更多的方式，出版更多类型的图书。像这套《二十四节气》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绘本，采用的是大字·盲文对照形式。”李婧颇有几分骄傲地说道，疫情期间，中国盲文出版社还与科学普及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写给盲童的防疫知识绘本《科学开开门：给小朋友们的新型冠状病*感染防护绘本》。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这意味着，只要是市场上出版的书籍，都可以用来制作盲文图书。
译录盲文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大工程。李婧心底也有个“小”心愿，“如果有出版社能跟我们合作就好了，把电子版给我们，我们可以直接转成盲文，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可以及时高效满足盲人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
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这意味全世界的视障人士和阅读障碍者可以获取更多精神文化作品。
我国批准加入《马拉喀什条约》并努力将条约中的内容、内涵和精神惠及更多的视障人士和阅读障碍者，这是李婧们期待已久的幸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杨菲菲编辑缪晨霞校对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