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预防与治疗中特别重视脾胃，但是曾有人提出这样的间题：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但西医用手术切除脾脏或作胃次全切除反而可以治病,中医的“后天之本”论岂不是不攻自破?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弄通中医的“脾胃”指的是什么。虽然中西医在形态学上对脾胃的描述是大致相似,但在生理、病理以及临床治疗等方面,其差别就较大。
我们知道，中医的脾胃学说是脏象学说的一部分，它是以人体的脾胃作为对象，从解剖认识开始，通过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而不断丰富起来的。早在《内经》就认为脾与胃一脏一腑，在生理上主受纳与运化的功能，所谓“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根据《内经》关于脾胃的论述,后世医家都认为脾胃为气血、精、津化生之源,是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脉、皮肉、经络等赖以发育、生长,进行正常新陈代谢活动的物质基础和源泉,故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之说。从病理角度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医家更是大大地丰富了脾胃学说的内容。祖国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与否,与人的正气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故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等说法。而人的正气的盛衰,与脾胃这个后天之本是息息相关的。
《金匮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之说,又根据传统的五脏相互关系,强调肝病应注意先治脾胃(“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等观点,对后世医家重视脾胃的健旺有重大的影响。元代名医李东垣受仲景观点的影响很深,并有所发展,成为脾胃学说的宗师。在他所著的《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医著中,既继承前人的理论，又有所创新，使脾胃学说从生理、病理及治疗等方面都有较系统而丰富的论述，并为后人提供了不少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与方剂。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对医学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简单归纳起来，李氏有关脾胃的主要论点有如下几点：
（1）内因以脾胃为主：李氏认为内在的元气是人体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养生当贵元气，元气不充，诸病可以由此产生。而元气的充足与否，关键在于脾胃元气有无损伤。这一论点可以看作是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论的深化，既指出脾胃健旺则百病不生，指出治病必须注意脾胃有无损伤（这一学说提出新的课题—一健脾与免疫的关系)。
(2)治脾胃以升发脾阳为主：李氏认为脾胃为人身升降的枢纽,脾主升,把水谷精微之气上输心肺,流布全身;胃主降,使糟粕秽浊从下而去。这一升一降,使人体气机生生不息。主张升清降浊以调理脾胃,而升清降浊两者,其主要方面在于升清。许多疾病的发生,与脾阳的不升有密切的关系，故创立不少以升阳为主的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除湿汤、升阳散火汤等,都以升发脾阳为宗旨。升发脾阳对于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的确有效。如补中益气汤对于胃下垂,*芪建中汤对于胃、十二指肠溃疡,都是以升发脾阳而收到治疗效果的。
(3)“火与元气不两立”:李氏认为元气不足,会引起心火独旺,这种阴火独旺又反过来耗伤元气，所以李氏在升发脾阳之外,或兼用清火的药物。李氏此说受到明代张景岳的批评,认为不符合中医的传统理论。根据个人的体会,用健脾补气药加些川连、山栀、*柏之类治疗胃炎、胃窦炎之属于脾虚兼有虚火者确有一定的效果。其实张仲景的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等方剂,就是温运脾阳之药与芩、连同用的,已开此法之先河。
(4)甘温除热法：李氏在《内外伤辨惑论》里详论内伤与外感发热的鉴别,在阴虚发热的传统理论之外,提出内伤(脾胃)发热的理论。李东垣之后,不少医家对脾胃学说加以验证、发挥和补充,特别是明代的张景岳与清代的叶天士,他们的观点对后人的影响较大。张景岳认为脾胃有病应当治疗脾胃,这是常理,但脾为土脏,灌溉四旁,所以五脏都有脾胃之气,而脾胃之中也有五脏之气,所谓“互为相使”,五脏有可分和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善治脾的,能调理五脏,即可以治脾胃；能治脾胃,使食进胃强,就可以安五脏。他说：“如肝邪之犯脾者,肝脾俱实,单平肝气可也；肝强脾弱,舍肝而救脾可也。心邪之犯脾者，心火炽盛,清火可也；心火不足,补火以生脾可也。肺邪之犯脾者,肺气壅塞,当泄肺以苏脾之滞;肺气不足,当补肺以防脾之虚;肾邪之犯脾者,脾虚则水能反克,救脾为主；肾虚则启闭无权,壮肾为先。至若胃司受纳,脾主运化,若能纳而不化,此脾虚之兆易见,若既不能纳又不能运,此脾胃之气俱已大亏,即速用十全大补、六味回阳等剂犹恐不及,而尚欲以楂、芩、枳、术之类冀为脾胃之永赖乎?是以脾胃受伤,但使能去伤脾胃者,即俱是脾胃之药。”(《景岳全书·论治脾胃》张氏之论,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它不仅适用于治脾胃,引伸到治五脏,也应该本此精神,这是五脏相关学说的具体应用。五脏是一个整体,治一脏可以调四脏,调四脏可以治一脏。
中医治病灵活多变,运用不同的方剂,能治疗同一的病种就是这个道理。清代叶天士对李东垣的脾胃论补充了养胃阴之说。叶氏的门人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脾胃》案后对叶天士有关脾胃的见解加以阐述,指出东垣长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至叶天士始知脾胃当分析而论。胃属戊土,脾属已土,戊阳已阴,阴阳之性有别；脏宜藏,腑宜通,体用各殊。又认为：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若脾阳不足,胃有寒湿,一脏一腑,皆宜于温燥升运,用东垣之法,效如桴鼓;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阴之法。凡患燥热之证,或病后热伤肺胃津液以致虚痞不食,舌绛咽干,烦渴不寐,肌燥高热,便不通爽，九窍不和,都属胃病,胃病就不能用芪、术、升、柴等药，必先用降胃之法,所谓“胃宜降则和”,但不宜用辛开苦降或苦寒下夺以损胃气,应该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使津液来复,达到通降之目的。根据个人体会,如萎缩性胃炎,胃酸减少等病证,以及其他疾病出现舌嫩苔少。甚或剥苔而舌质嫩红少津者,多宜先养胃阴以固后天之本。
上面简单地介绍我国医家关于脾胃学说的一些较为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中医的脾胃学说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的,它决不能和西医学的脾胃之说等同起来,故当今的许多学者根据祖国医学对脾胃的生理、病理的认识,认为脾胃与人体内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开展了不少研究工作。但若问中医的脾胃实质究竞是什么?这个结论要等将来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大量研究工作去答复了。若要提个假设的话,个人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以及支配整个消化系统的神经与有关体液。若从治疗脾胃的角度看,范围就复杂得多,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证(甚或没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中医治疗特别强调脾胃其道理就在这里。
治疗脾胃病要特别注意些什么问题?上文的字里行间已对这一问题作了原则性的回答,只要能认真钻研前人与今人的理论和经验,就一定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治疗水平。不过有一点值得补充提一下的,治疗脾胃疾病,自东垣以至叶天士,多从补虚方面加以发挥,虽然张景岳有“故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也”的说法,但张景岳本身也是个温补派。今天来看,特别是从不少消化系统疾病来看,应重视发掘“补”的对立面—“攻下”的经验与理论。攻下法早见于《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叶天士指出:“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可见叶天士养胃阴之说也是受到张仲景的启发。
近年不少总结报导,如治疗肠梗阻的大承气汤,洽疗急性胰腺炎的大柴胡汤,治疗急性阑尾炎的大*牡丹皮汤,都是《伤寒》、《金匮》的方剂,足见汉代对“攻下”的理法方药已有一定的成就。金元时代的张子和,洽疗上强调用汗、吐、下三法,被后人称为攻下派。张氏说:“下之攻病,人亦所恶闻也,然积聚陈莝于中,留结寒热于内,留之则是耶?逐之则是耶?《内经》一书惟以气血通流为贵。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止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儒门事亲·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张子和这个论点是有道理的,事物都要一分为二,脾胃有虚证,便有实证,有寒证,也有热证,治疗原则自应有攻、补、温、凉,补之中又有补阳与养阴之别,把有关的学说集中起来,取长补短,就能掌握比较完整的脾胃病的辨证论治之法。
脾胃学说自《内经》以至现代历两千多年,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领域较广,对临床医学贡献很大,就当前来看,对预防医学,对基础医学(如有关免疫问题),都有很大启发,值得深入研究。
防失联，请私信我获取学习资料。
请转发这篇文章让更多人看到
弘扬中医药文化
传播中医药知识